作者 许庆琦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富豪配资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回首历史，在民族危难之际，在中国国内仁人志士投身抗战之外，远离祖籍家乡的海外华商也纷纷捐款捐物，成为支持抗战的另一支独特的力量。
随着中国全面抗战爆发，经济支持需求迫切。抗日战争时期的海外侨领大多数是华商，他们在经济、舆论乃至直接的战场支持方面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是抗战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那时期，大多东南亚国家是西方殖民地，当时的华商同胞在民族危难之际展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怀，积极捐款捐物，通过商业渠道采购，甚至绕过封锁与禁运(如南侨机工)，输送军需物资，赈济同胞，资助难民。
陈嘉庚就是其中的典型。1938年10月，陈嘉庚在新加坡成立“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(简称“南侨总会”)，并担任主席。该会成为东南亚华侨支援中国抗战的核心机构。南侨总会筹集巨额款项支援中国抗战。仅1938–1942年间，南洋华侨捐款就超过4亿元(“国币”)。
除了巨富华商的巨额捐输，南侨总会还动员小商贩、苦力工友“日捐斗金”。南侨总会呼吁“人人有责，力所能及”。在马来亚锡矿工、橡胶园工人中流传着“一天工钱一日捐”的感人事迹，妇女组织义卖刺绣、手工品支援前线。
菲律宾华商李清泉同样以巨资驰援中国。他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汇交抗日将领蔡廷锴80万美元，援助中国抗日爱国将领马占山40万美元，到1940年12月，菲律宾华侨在其号召下累计捐款1488万元(“国币”)。暹罗(今泰国)侨领蚁光炎领导侨胞向中国捐款600万元(法币)以上富豪配资，还带头组织司机投身滇缅公路运输。1939年11月21日晚，蚁光炎在曼谷街头遇刺身亡，成为海外首位为抗日捐躯的知名侨领。
除了资金和物资，华商在国际舆论战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借助报纸、商会、社团在所在国发声，揭露日本侵华暴行，争取所在国民众和政府的同情与支持。华商精英还充分利用自身地位影响所在国政界，推动有利于中国的政策。陈嘉庚当时还通过主办的华文学校、报纸广泛对抗战形势开展了宣传，通过教育与宣传动员，培养华侨青年的民族意识。
随着武汉陷入战事，1938年9月初，南侨总会支持下的武汉合唱团派出由夏之秋(团长兼指挥)和陈仁炳(总领队)带领的约28名精英青年，从武汉经广州、澳门、香港一路南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行抗日宣传和筹款巡演。在抵达新加坡时，陈嘉庚不仅亲临支持，还积极宣传助阵，动员南洋华侨华人响应演出、捐款与宣传。
此外，华商还资助青年华侨回到中国参军，或支持抗战服务队，组织医疗队、运输队支援前线。在陈嘉庚推动下，约3200名南洋华侨青年自愿回国参加“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”，驰援滇缅公路的汽车运输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，成为中国抗战国际交通命脉的重要保护人。陈嘉庚也组织南洋华侨医务人员、护士回国，支援中国抗战救护工作。1938年由新加坡华商集资购买华侨商船“南洋号”，数次冒险往中国运送药品与橡胶。
而不少其他海外华商也在所在国发动抵制日货运动，既表达抗日立场，又削弱了日本在海外的经济基础。
海外华商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之所以能迅速动员起来，不是单靠个人爱国热情或零散的临时行动，而是依托他们长期形成的跨国社会网络。这些网络通过商会、报业和社团等渠道，构建出一个既能传播信息、又能组织资源的动员体系。
商会是海外华商的核心组织，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、槟榔屿华人商会、吉隆坡雪隆华商总会等。它们既是商业互助平台，又是政治与社会动员的中心，负责筹款、物资运输、与中国联系，并能通过会员体系迅速扩大影响。比如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立即号召会员捐款，并通过商业航线向中国输送大批药品、布匹、粮食。
华文报纸是当时华侨社会最重要的舆论场，如《南洋商报》《星洲日报》《槟城光华日报》。报纸既报道中国战况，又刊登抗日宣传文章、救亡诗歌、义演广告，有效加强了华侨的认同感。报业还跨国互通，形成一种舆论连锁反应。同一篇呼吁文章常常会在新加坡、吉隆坡、槟城等地的报纸同时出现。这种媒体传播，使南洋华侨即便分布在偏远矿区或小镇，也能迅速了解战况并被动员起来。
除商会外，还有大量乡团、校友会、工会、慈善会、戏剧社、体育会等。这些社团往往以籍贯(福建会馆、广东会馆)、行业(矿工公会、码头工会)或兴趣为纽带，联系紧密。它们负责在基层进行义演、义卖、募捐、宣传活动，使动员深入到社会每个角落。比如，马六甲潮州会馆就曾组织“救国义演”，把观众捐出的金饰当场拍卖，所得款项直接送往抗日筹款会。
据当时的“南京政府”财政部统计，华侨自1937年-1945年，八年中捐款超过13亿元(“国币”)，平均每年1.6亿元。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。单是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，就动员了几十万侨胞参与捐款、运输与宣传。
华商这种超越盈利逻辑的行为，使他们从单纯的经济主体转化为民族利益的捍卫者。由于动员网络往往依靠商会、侨团组织，华商的社会影响力被进一步放大。在抗日战争中，华商成为海外民族力量的代表，提升了其政治与社会声望，被视为“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”。
重提华商在抗战中的作用，不仅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历史功绩，更是为了强调海外华商作为中国与世界沟通桥梁的重要性。他们在抗战时期通过捐输和动员守护民族生存，在全球化时代则通过投资与合作推动民族复兴。虽然环境和方式不同，但其对祖(籍)国的赤子情怀始终不变。(中新经纬APP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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